《红轮》中文版出版团队“十年长跑” 两译者去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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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红轮》中文版出版团队:十年长跑

  “如果说《古拉格群岛》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,那么《红轮》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。”

  本刊记者/杨敏

  2011年4月,俄国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小说《红轮》中文版第2卷,继去年的第1卷后问世。

  《红轮》共20卷,每卷2至4部,每部40至70万字,是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宏大的一部小说。历史学者秦晖说:“如果说《古拉格群岛》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,那么《红轮》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。”

  索尔仁尼琴1937年开始构思这部小说,1965年完成第一卷,在他去世前一年的2007年,这部小说才最后完稿。

  小说中文版的遭遇同样令人唏嘘:1998年,时代文艺出版社买下版权,直到2010年,第1卷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合作出版。

  10余年间,9位译者中两位因病去世,当年点灯熬油的“年轻”译者已退休赋闲;原编辑安春海曾携《红轮》前三卷书稿,与多家出版社商谈无果。他自称“怀抱和氏璧”,而10年不遇。

  1996年,长春

  1996年,时代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安春海,在策划一套宏伟的“巨匠丛书”。有意思的是,当他将索尔仁尼琴的《红轮》纳入这套丛书时,这部鸿篇巨制还未完成。

  1970年,索尔仁尼琴因为“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”,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1974年,因《古拉格群岛》等著作在西方公开出版,他被以“叛国者”的罪名驱逐出境,直到1980年代末,才被祖国恢复名誉,1994年得以携家人回国定居。

  《红轮》的大部分写作是在他流亡海外的20年里进行的。

  安春海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,找到索氏的代理人,拿到了《红轮》作品的优先授权。随后,跟俄国文学资深翻译家、时任东北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的何茂正签订了头三卷的翻译合同。

  1998年,何茂正迅速组建了翻译团队,包括东北师大的朱宝宸、张达民、武学善、胡真真和李万春,吉林大学的林全胜、夏广智和李青,共9人。

  “翻译是二度创作。要对《红轮》这样独特的作品进行再创作,其难度之大,简直难以想象。”何茂正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《红轮》共涉及几百个历史人物。这些人物均冠以真实姓名,力图还原“全部准确具体细节”。比如为写俄帝国陆海军部长古奇科夫,作者除了利用全部公开资料,还利用了未发表的信件和家族成员的证言和口述。

  翻译时,需要查阅大量的背景资料。“而且它不是按事情发展的逻辑,跳跃非常多,不是常见的写作手法。一开始真的是在啃,硬啃,后来就慢慢有乐趣了。”胡真真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她翻译了第一卷第一部的后半部分,和第三卷的第三部,共60万字。

  因为白天要上班,她只能在晚上干活。除了吃饭、睡觉,其他时间都在翻译。一个人在家会心慌,她习惯开着电视做翻译。“好看就看两眼,不好看就让它开着。每晚大概得到1点左右。”胡真真说。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三年。

  刚开始翻译时,胡真真还不会使用电脑,都是手写。“稿纸大概都有这么厚一摞。”胡真真拿手比划着,大概有25公分。之后,再将几十万字一个个敲进电脑。

  何茂正负责统稿。仅仅统一人名,就耗费了他大量时间。“以一个人的名字来说,俄罗斯人有时称呼名,有时称呼姓,有时称呼名和姓,有时称呼全名,还有小名、尊称、卑称。”何茂正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“如果译成不同的汉字发表,读者会以为是些不同的人。在这方面,统稿时一点也马虎不得。”

  何茂正花了近两年时间,才完成统稿。2001年,头三卷的翻译终于基本完成。

  其时,责编安春海已调离了时代文艺出版社,《红轮》的出版陷入僵局。

  安春海原本对《红轮》的出版寄予厚望,甚至策划好了让普京为中文版写序言,“因为能找到和普京私人关系很好的人”。但这一切都中止了。

  安春海仍然觉得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,几年内,与清华大学出版社、河北教育出版社等五六家出版社谈过《红轮》的出版,都未能谈成。

  每一次有关出版的消息传来,译者们都争相转告,兴奋不已,但希望一次次落空。“后来真绝望了,等了快10年了。”胡真真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“武学善生过一次病,病愈后,不太会说话了,但俄文说得呱呱的,经常唱俄文歌曲,好像把中文给忘了。”

  在等待中,译者武学善和夏广智相继离世。

  2009年,南京

  一次,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黄孝阳和学者秦晖聊天,秦晖向他推荐了索尔仁尼琴的《红轮》,称此书是百年来世界文坛最重要的巨著之一。9月29日,他收到秦晖的邮件,得知《红轮》前三卷已经翻译完成,翻译统筹是东北师大的何茂正。

  次日,他便与何茂正取得联系,又通过何茂正,联系上了安春海,拿到了稿件。

  在黄孝阳看来,没有任何一部俄国小说,比《红轮》更深入到了曾经的苏俄帝国的黑暗世界中,但很奇怪,《红轮》的文学性常被人忽视。

  “复杂性是文学的最高追求。系统内充满大量元素,非线性地相互作用着,犹如被风吹动的千万树叶,每片树叶或许并不知道树与自身的名字,但却共同构成了这株树的形象。在我看来,《红轮》就是这种写法的典范之一。”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  黄孝阳提出了《红轮》中文版的出版计划。一周内,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此开了两次会,但“基本上都是质疑和批判”。

  在写给社长黄小初的邮件里,黄孝阳针对政治敏感和经济效益两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:政治方面,有《古拉格群岛》中文版在前,所以《红轮》的压力应该不大;关键是经济方面,是否能够实现盈亏平衡,乃至盈利?

  他写道:“《鲁迅全集》卖给谁,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基本就在哪。它是卖给知识分子的书。如何有效地找到他们,并实现销售?”

  黄孝阳建议,向图书馆发征订信函,开展图书馆的直销工作。他查了数据,除去高职院校、中学、企业图书馆、监狱图书馆等,全国共有2698家公共图书馆。他甚至表示,如果发行部门不愿意办此事,他可以来办。

  社长黄小初看了《红轮》译稿,最后拍板:赔本也出。

  2009,北京

  为了争取盈利,江苏文艺出版社希望借助民营出版公司的营销能力,选择了跟北京的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合作。他们看中了时代华语在渠道尤其是“馆配”(图书馆直销)上的能力;而时代华语刚从做党建图书转型为大众出版,对《红轮》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。双方一拍即合。

  三个月后,当《红轮》第一卷100万字的一审稿编辑加工完时,时代华语图书公司策划人、《红轮》责编之一姚常伟已用废了整整6支红笔。他在编辑后记里如此形容自己的阅读体验:“我仿佛是一个惊慌的探险者,每走一步,就要停下脚步回想一下刚才走过的那段道路是否还完整存在,是否会出现坍塌的可能。然后,抬起头,继续在历史的尘埃中蹒跚而行,直到那个看不见出口的隧道出现微弱的光芒,我才松了一口气。”

  2010年6月,《红轮》第一卷出版。年底,获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和深圳读书节年度“十大好书”奖。销量持续递增,加印了一次,实现了盈利。

  “我当时想,哪怕只卖3000套都是好的。就算亏一点,也值。5000套就盈亏平衡了。”黄孝阳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  2011年,江苏文艺出版社和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又一起运作了《红轮》中文版第二卷的出版。尽管在送江苏省出版局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查时,他们充满担忧,但春节过后,出版局就下文:《红轮》第二卷审查通过,可以出版。这简直是春天般的好消息。

  第2卷出版后,时代华语在万圣书园组织了一次研讨会,学者止庵等人出席。

  姚常伟给止庵寄书时,老人非常高兴,再三强调:四个角用牛皮纸包好,千万不要把角给折了。 ★

  《红轮》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最后的、也是他一生最珍视的作品。《红轮》中文版出版团队,这一群有历史责任感的出版人、译者,历时10多年,苦心孤诣,坚持不懈,终于使这部巨著得以跟中国读者见面。

  《红轮》中文版出版团队,从时代文艺出版社的前编辑和策划人安春海、9位译者,到最后接手的江苏文艺出版社与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,是一支涵盖老、中、青三代的庞大队伍,也是一支再也无法聚齐的队伍,因为其中两位译者已经去世。

  “《鲁迅全集》卖给谁,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基本就在哪。它是卖给知识分子的书。”——《红轮》责编之一黄孝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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